堵疏结合 治理小广告显成效

法院作出履行判决时可以附带一定期限，此期限与行政管理中的履责期限存在一定区别。

这些规定需要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0条第2款规定的个人信息主体权利之诉进行体系化整合，即应当根据功能适当原则，强化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在直接救济路径中的作用。故而，有必要对两种救济路径进行协调，兼顾效率与公正，避免二者叠床架屋。

针对行政机关违法处理个人信息、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信息主体可以主张间接与直接两种救济路径，前者侧重于对后续行政行为的结果审查，后者侧重于对个人信息处理过程的风险控制。经过法院核实，被告已经在原告结束隔离后的14天后删除了相关信息。原告试图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41条提起行政复议，要求被告在政府记录中将其身份更正为城镇企业退休职工。在满足法律规定的条件时，两种救济路径可以独立适用。[32]参见程啸:《论〈个人信息保护法〉中的删除权》,《社会科学辑刊》2022年第1期,第108-109页。

也就是说，该法的首要目的是防范政府对个人信息的滥用，保障公众对政府处理个人信息活动的信任。[28](二)直接救济路径的基本逻辑与适用情形个人信息的价值在于不断被使用、分析和挖掘。（二）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宪法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他指出，我们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认真研究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努力走出一条适合我国情况和特点的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四个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这四个方面为限。在1982年宪法中，宪法序言对现代化作了非常完整的表述：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可以说，新民主主义理论及作为其规范表达的《共同纲领》，在现代化的宪法话语形成方面具有开创性意义。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宪法规范基础现代化话语在宪法中的生成过程，是理解宪法与现代化的关系以及解释相关宪法规范内涵的历史背景。

要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宪法基础与内涵，需要从规范与文义的视角分析宪法文本中中国与现代化之间的关联，并以文义解释为基础，进一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宪法意涵。在一定时期，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曾经面临合宪性疑虑，但现行宪法第25条为国家根据社会发展需要适时调整人口政策留下了解释空间。

1978年宪法第一次将环境保护正式写入宪法，明确了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即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宪法第23条在规定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时，使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表述。这些目标的实现都要以宪法实施为前提。（三）具有历史意识的宪法理论体系历史是当代的镜鉴，宪法学的历史意识决定了其理论深度与解释力。

宪法解释是消解宪法文本与社会现实张力的重要工具，是宪法实施的重要路径。当然，1982年宪法中的现代化话语并没有随着宪法全面修改告一段落而停止发展。个体的社会属性是个体获得自由的根本性前提，一个人只能通过集体行动和社会相互依赖关系实现自身的创造性。例如，宪法序言第1自然段对中国历史、文化和革命传统的叙述，就是将中国作为时空概念使用的。

智能化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与生活方式，也引发了一连串对于宪法理论的追问：面对现代化的最新发展趋势，宪法理论应为国家建设和人类生活提供何种价值引导。这一重要论述将宪法与人类文明置于历史时空之中，揭示了宪法制度背后的文明价值，以及宪法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的重要意义。

宪法制度史研究注重探究宪法规范所依存的制度背景，以及宪法规范设立的制度体系，它能够在规范、事实、历史三者之间架构起理论研究视角，为完善相应制度、建构具有解释力的宪法理论提供助力。可以说，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精神价值，拓展了人类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

在1980年召开的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叶剑英提出：现行的宪法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立即着手对它进行全面的修改，是完全必要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追求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宪法学是具有时代性、开放性与实践性的知识体系，当深刻的社会变革来临之时，宪法理论需要及时反思并更新认知。宪法为在国家治理脉络下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与人口的关系提供了既开放又灵活的规范框架。有学者认为，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下，现代化是源于工业化的，现代化概念往往与新的工业、工业革命等词汇相关。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有了更为体系化的理论表达，并最终落脚在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上。

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式的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不同，强调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越是自主的知识体系，越具有开放性，并能始终保持变迁的内在动力与活力。

我国宪法既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结果，也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载体。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复杂性，在不同历史时期，国家可能采取不同的经济制度或政策。

目前人类文明已进入以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等为特征的智能化时代。在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互动中形成中国的宪法理论，再以中国的宪法理论为世界现代化发展贡献智慧。

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入宪，体现了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丰富和完善，也使现代化的宪法内涵更加充实。1993年宪法修正案将宪法序言中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修改为富强、民主、文明。宪法第29条在规定国家武装力量的性质和任务时，使用了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表述，而这三化可以视作国防现代化的具体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对中国式价值的认识，决定了现代化在中国的内涵。

四个现代化中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展开的方向，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当然内涵。在对1954年宪法草案的说明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

第三次现代化大推进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在新的工业革命的冲击下，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和方式更为丰富和复杂。（一）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标志的宪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相辅相成、相伴而生。

这确立了国家应对人口问题的基本价值取向与政策目标，即保持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现行宪法第2条规定的‘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第3条民主集中制原则，正是这个原理的规范依据。

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以中国为观照，在中国大地上探索和进行的现代化。 韩大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宪法理论，既要强调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也要合理平衡本土性与开放性的关系。现代化在当代的重要趋势是工业化的再现代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国民经济各产业的现代化，国民经济的数字化、智能化、信息化的深化，都是在与工业化的不断现代化的相互促进中实现的。

这些规定为从国家目标、外交政策、国防政策等方面实现和平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规范依据。中国学术界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探索，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

1981年4月6日，在谈到中国人口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控制人口增长是同实现四个现代化密切关联的问题，也是一件比实现四个现代化更难办的事情。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自然资源。

这三个维度的实现，都有赖于完整的基本权利规范体系发挥保障作用。宪法伴随人类文明进程而诞生，并不断回应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